你能相信吗？(13)——美国孩子只吃药不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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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相信吗？(13)——美国孩子只吃药不打针
余 洋
现在普通民众一感冒生病就想打吊针，几乎成为所有患者的就医习惯。为何医生乐于采取静脉滴注的方式，来作为最普遍的治疗手段？为何“口服药”和“肌肉注射”两种给药方式会退居幕后？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最后所得出结论：患者习惯于打吊针，不是患者单方面的就医意愿，而是与医院的医生长期的谆谆诱导直接相关，与我们的医疗制度的不完善，长期推行“以钱为纲”有密切关系。
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清楚静脉滴注，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的隐患，而我们深知此理的医生，却未尽到应当告知的义务。
下面我转载一篇相关的文章，也许对读者和母亲们会有所启发。
美国孩子只吃药不打针
(摘自：美国生活纪实 之三 感悟：杀鸡焉用宰牛刀)
出门在外，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我们这些飘洋过海来美国的游子，人生地不熟的，要是万一谁得了大病，这可如何是好？所以，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保持身体健康应该是我们所有海外游子的头等大事，它和学业与工作同样重要。
来美数载，我们两位男女家长基本一直保持在健康状态。在我们的小家庭史上，值得记录的患病事件，当属我家大宝在三岁时得肺炎那次。这件事，让我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释怀。你猜为什么呢？我先告诉你答案吧：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只是吃药，医生既不给打针，也不给输液。绝吧？
记得那是1997年1月中旬的某天，已经咳嗽并持续发烧数日的大宝终于撑不住了，老公只好再次把孩子带到儿科医生面前复诊。说到这，我真想发个大大的牢骚。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圣刘易斯，孩子发烧咳嗽甚至都能听到类似于哮鸣音时，美国的儿科医生还是不给开抗菌素。他们坚信，孩子咳嗽感冒只是病毒感染，根本不用吃抗菌素肯定就能痊愈。顺便说一下，在美国，抗菌素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老百姓是没法去药店拿到抗菌素的。
应该承认，大部分的时候，医生的这种推理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孩子的病程未必每次都按照医学理论而发展进行。连咱老百姓都知道，病毒感染还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呢。医生，您给我们开点儿抗菌素先预防着，还能真的害孩子不成？你没看这大宝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已经有十来天了。孩子不吃抗菌素，这病怎么能好呢？
那天，儿科医生仔细地检查完大宝后，终于痛痛快快地丢给老公一个药方子“去拿药吧，你的孩子得了肺炎，孩子至少得需要服用十天的抗菌素才行”。
当晚下班回家，我一听孩子得了肺炎，既心疼又着急。我想，要是医生早点给用上抗菌素，孩子也不至于发展到肺炎哪。我越想越急，越急越气，我顿时心里慌了。记得我8-9岁时，我得过一次大叶性肺炎。为了治病，我当时又是住院又是输液的，好像折腾了一段时间才痊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咳嗽的时候，我总会去我们居民区的那个医疗点去打青链霉素。眼下，大宝得了肺炎，医生不仅不让孩子去住院，连针都不给打一只，更别提输液了。这病，就靠这口服的药罐子，能治好吗？
作为学医的，我当然懂得滥用抗菌素的后果。可孩子得了肺炎，只靠口服抗菌素治疗，难度确实太大了。美国的抗菌素和退烧药，又甜又稠，药的味道根本就不和我家大宝的胃口。平时，孩子得个小病时喂个药时都特别费劲，我想，用这味道讨厌的药水来对付这肺炎，肯定比发财都难。
在美国，你猜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想家？我个人的体验是，在大人或者孩子生病的时候，会特别想家。在大宝得肺炎时，面对咳嗽高烧不止的孩子，我最想的人就是我大姐。大姐在国内做医生，平时家里人有个大病小灾什么的，都靠我大姐忙前忙后。我幻想着，要是我们在中国，那该多好啊。在大姐的诊室里，大宝想打针就打针，想输液就输液。可是，远水不解近渴，这只是我的梦想而已。
虽然美国人也兴走后门，可那时咱不认识谁呀。大宝的这儿科医生铁了心地要坚持她的治疗方案，我们确实没办法。既然走不了后门，我们只能按照医生的最高指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来给大宝喂药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喂药的时间表应该是：退烧药四小时一次，抗菌素一天两次。
大宝从小身体素质就不错，如果她想用体力反抗点儿什么，我真的整不过她。记得大宝第一次上托儿所那天，老公去芝加哥送我母亲回国，我一人在家对付这丫头。你都想象不到这孩子有多大劲儿。为了逃避托儿所，她能把我好不容易给她穿上的裤子，活生生地用双腿给蹬掉了。瞧，这孩子够厉害吧。我担心，如果大宝极力反抗我们喂药，孩子这病根本就没法治，这可真急人。
远在中国的母亲看我急得够呛，向我建议到，要不，你们两口子一人按住孩子，一人往她嘴里灌药，看看会怎么样？我想，大宝这小脾气，肯定不吃这套。待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试试后，这招果然不灵。母亲随后又提醒我，有一种服药用的注射器，可以用它把药直接灌到孩子嘴里，也许值得一试。你还别说，这种注射器还算不错，它确实可以把药送进大宝的嘴里。可没过几分钟，那红药水又从大宝的嘴里原样地吐出来了。喂药，喂药，这可真愁人啊。美国医生，你怎么就不能给孩子输个液打个针什么的呢？
对付这三岁的孩子，当时确实难倒了没有太多育儿经验的我们。既然大宝不吃硬的，那我们就来试试软的吧。我想啊想，孩子最喜欢什么呢？什么可以给她分分神呢？那阵子，大宝最喜欢看巴泥，就是那个又唱又跳的大恐龙节目。为了哄孩子，我和孩子爹决定当回变形恐龙。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瞎编了几首根本就不存在的怪歌，老公也现场制作了大量手舞足蹈的夸张动作。怪歌配奇舞，为的就是要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好让孩子能稀里糊涂地把药吃下去。这一招，果然见效。一看到摇摇摆摆的爸爸，再听听鬼哭狼嚎的妈妈，大宝终于笑嘻嘻地把嘴张开了。我们就是这样渡过了难熬的十天服药期。每次喂孩子吃药的时候，假想有一位趴窗窥视我们家的路人，如果他不明真相，还以为我们在日夜过狂欢节呢。
吃药难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我们两人要和各自的老板谈请假这事了。大宝得肺炎时，我们两人都刚刚毕业做博士后，基本上都处在被美国老板严密考查阶段。我的老板是个从来不吃午饭的日本人，老公的老板则是个单身的大龄美国女教授。这两个人，工作严谨，不苟言笑，从面相上看，就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向他们请假，非得发扬下定决心不怕被炒的精神才行。
还好，天可怜见，这两位老板得知大宝患了肺炎以后，都动了恻瘾之心，他们分别像特赦囚犯似的准了我们的假。为了照顾大宝，我和老公轮班倒，两人上下午轮流上岗照顾孩子。夜里谁精神头足，谁自愿起来喂孩子吃药，一直到大宝痊愈为止。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工作忙，压力大，最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既然谈到了老板，那我就顺便说几句生物研究吧。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佳的实验条件，要想得到有发表价值的实验结果，不易啊。这种看法当然不是我的独家观点，不信你问问目前还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哥们姐们去，听听他们怎么说。不瞒你说，上周末在一个聚会上，一对正在做博士后的中国夫妻毫不忌讳地告诉大家，做博士后真苦啊，天天没什么结果，还得瞎忙。有时候，照顾孩子都没心思。
大宝得肺炎那阵子，我们两人所在的实验室都在为申请下一年的经费而加班加点呢，我们请假时真是肝胆俱颤啊。不过，如果换位想想，当年给我们准长假的教授，他们也有压力。如果弄不到科研经费，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两位老板能照顾我们家庭的困难，我们还是很感激的。
现在再回到打针这件事上。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都不给打针，你说说看，那还能有什么时候需要打针呢？而且，不仅孩子生病时不打针，就连我们这些大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载，也从来没输过液打过针。记得回国探亲时，时常会听到有人说，谁谁谁在挂吊瓶，谁谁谁要去打针。在美国，打个针输个液怎么这么难呢？
看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生孩子，手术) ，注射器针头和点滴瓶子，将和家乡的猪肉炖粉条一样，永远变成了我们上世记的记忆。而已经长大即将上高中的大宝，根本就不知道输液和打针治病的滋味。美国孩子不打针！
你能相信吗？
(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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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相信嗎？(13)——美國孩子只吃藥不打針
余 洋
現在普通民眾一感冒生病就想打吊針，幾乎成為所有患者的就醫習慣。為何醫生樂於採取靜脈滴注的方式，來作為最普遍的治療手段？為何“口服藥”和“肌肉注射”兩種給藥方式會退居幕後？
經過大量的走訪調查，最後所得出結論：患者習慣于打吊針，不是患者單方面的就醫意願，而是與醫院的醫生長期的諄諄誘導直接相關，與我們的醫療制度的不完善，長期推行“以錢為綱”有密切關係。
可怕的是，絕大多數病人並不清楚靜脈滴注，可能帶來的藥物不良反應的隱患，而我們深知此理的醫生，卻未盡到應當告知的義務。
下面我轉載一篇相關的文章，也許對讀者和母親們會有所啟發。
美國孩子只吃藥不打針
(摘自：美國生活紀實 之三 感悟：殺雞焉用宰牛刀)
出門在外，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我們這些飄洋過海來美國的遊子，人生地不熟的，要是萬一誰得了大病，這可如何是好？所以，不管身處什麼樣的環境，保持身體健康應該是我們所有海外遊子的頭等大事，它和學業與工作同樣重要。
來美數載，我們兩位男女家長基本一直保持在健康狀態。在我們的小家庭史上，值得記錄的患病事件，當屬我家大寶在三歲時得肺炎那次。這件事，讓我在很長的時間內無法釋懷。你猜為什麼呢？我先告訴你答案吧：在美國，孩子得了肺炎只是吃藥，醫生既不給打針，也不給輸液。絕吧？
記得那是1997年1月中旬的某天，已經咳嗽並持續發燒數日的大寶終於撐不住了，老公只好再次把孩子帶到兒科醫生面前復診。說到這，我真想發個大大的牢騷。在我們生活的城市聖路易斯，孩子發燒咳嗽甚至都能聽到類似於哮鳴音時，美國的兒科醫生還是不給開抗菌素。他們堅信，孩子咳嗽感冒只是病毒感染，根本不用吃抗菌素肯定就能痊癒。順便說一下，在美國，抗菌素是“處方藥”。沒有醫生的處方，老百姓是沒法去藥店拿到抗菌素的。
應該承認，大部分的時候，醫生的這種推理是正確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孩子的病程未必每次都按照醫學理論而發展進行。連咱老百姓都知道，病毒感染還可能會合並細菌感染呢。醫生，您給我們開點兒抗菌素先預防著，還能真的害孩子不成？你沒看這大寶又是咳嗽又是發燒的，已經有十來天了。孩子不吃抗菌素，這病怎麼能好呢？
那天，兒科醫生仔細地檢查完大寶後，終於痛痛快快地丟給老公一個藥方子“去拿藥吧，你的孩子得了肺炎，孩子至少得需要服用十天的抗菌素才行”。
當晚下班回家，我一聽孩子得了肺炎，既心疼又著急。我想，要是醫生早點給用上抗菌素，孩子也不至於發展到肺炎哪。我越想越急，越急越氣，我頓時心裏慌了。記得我8-9歲時，我得過一次大葉性肺炎。為了治病，我當時又是住院又是輸液的，好像折騰了一段時間才痊癒。我還記得，我小時候發燒咳嗽的時候，我總會去我們居民區的那個醫療點去打青鏈黴素。眼下，大寶得了肺炎，醫生不僅不讓孩子去住院，連針都不給打一隻，更別提輸液了。這病，就靠這口服的藥罐子，能治好嗎？
作為學醫的，我當然懂得濫用抗菌素的後果。可孩子得了肺炎，只靠口服抗菌素治療，難度確實太大了。美國的抗菌素和退燒藥，又甜又稠，藥的味道根本就不和我家大寶的胃口。平時，孩子得個小病時喂個藥時都特別費勁，我想，用這味道討厭的藥水來對付這肺炎，肯定比發財都難。
在美國，你猜人在什麼時候最容易想家？我個人的體驗是，在大人或者孩子生病的時候，會特別想家。在大寶得肺炎時，面對咳嗽高燒不止的孩子，我最想的人就是我大姐。大姐在國內做醫生，平時家裏人有個大病小災什麼的，都靠我大姐忙前忙後。我幻想著，要是我們在中國，那該多好啊。在大姐的診室裏，大寶想打針就打針，想輸液就輸液。可是，遠水不解近渴，這只是我的夢想而已。
雖然美國人也興走後門，可那時咱不認識誰呀。大寶的這兒科醫生鐵了心地要堅持她的治療方案，我們確實沒辦法。既然走不了後門，我們只能按照醫生的最高指示，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來給大寶喂藥了。即使是現在，我依然清楚地記得喂藥的時間表應該是：退燒藥四小時一次，抗菌素一天兩次。
大寶從小身體素質就不錯，如果她想用體力反抗點兒什麼，我真的整不過她。記得大寶第一次上托兒所那天，老公去芝加哥送我母親回國，我一人在家對付這丫頭。你都想像不到這孩子有多大勁兒。為了逃避托兒所，她能把我好不容易給她穿上的褲子，活生生地用雙腿給蹬掉了。瞧，這孩子夠厲害吧。我擔心，如果大寶極力反抗我們喂藥，孩子這病根本就沒法治，這可真急人。
遠在中國的母親看我急得夠嗆，向我建議到，要不，你們兩口子一人按住孩子，一人往她嘴裏灌藥，看看會怎麼樣？我想，大寶這小脾氣，肯定不吃這套。待我們懷著僥倖的心理試試後，這招果然不靈。母親隨後又提醒我，有一種服藥用的注射器，可以用它把藥直接灌到孩子嘴裏，也許值得一試。你還別說，這種注射器還算不錯，它確實可以把藥送進大寶的嘴裏。可沒過幾分鐘，那紅藥水又從大寶的嘴裏原樣地吐出來了。喂藥，喂藥，這可真愁人啊。美國醫生，你怎麼就不能給孩子輸個液打個針什麼的呢？
對付這三歲的孩子，當時確實難倒了沒有太多育兒經驗的我們。既然大寶不吃硬的，那我們就來試試軟的吧。我想啊想，孩子最喜歡什麼呢？什麼可以給她分分神呢？那陣子，大寶最喜歡看巴泥，就是那個又唱又跳的大恐龍節目。為了哄孩子，我和孩子爹決定當回變形恐龍。於是，我用最快的速度瞎編了幾首根本就不存在的怪歌，老公也現場製作了大量手舞足蹈的誇張動作。怪歌配奇舞，為的就是要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好讓孩子能稀裏糊塗地把藥吃下去。這一招，果然見效。一看到搖搖擺擺的爸爸，再聽聽鬼哭狼嚎的媽媽，大寶終於笑嘻嘻地把嘴張開了。我們就是這樣渡過了難熬的十天服藥期。每次喂孩子吃藥的時候，假想有一位趴窗窺視我們家的路人，如果他不明真相，還以為我們在日夜過狂歡節呢。
吃藥難題解決了，下一步就是我們兩人要和各自的老闆談請假這事了。大寶得肺炎時，我們兩人都剛剛畢業做博士後，基本上都處在被美國老闆嚴密考查階段。我的老闆是個從來不吃午飯的日本人，老公的老闆則是個單身的大齡美國女教授。這兩個人，工作嚴謹，不苟言笑，從面相上看，就不是好惹的。我們要向他們請假，非得發揚下定決心不怕被炒的精神才行。
還好，天可憐見，這兩位老闆得知大寶患了肺炎以後，都動了惻癮之心，他們分別像特赦囚犯似的准了我們的假。為了照顧大寶，我和老公輪班倒，兩人上下午輪流上崗照顧孩子。夜裏誰精神頭足，誰自願起來喂孩子吃藥，一直到大寶痊癒為止。
孩子小的時候，我們工作忙，壓力大，最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既然談到了老闆，那我就順便說幾句生物研究吧。做過科研的人都知道，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佳的實驗條件，要想得到有發表價值的實驗結果，不易啊。這種看法當然不是我的獨家觀點，不信你問問目前還在實驗室裏工作的哥們姐們去，聽聽他們怎麼說。不瞞你說，上週末在一個聚會上，一對正在做博士後的中國夫妻毫不忌諱地告訴大家，做博士後真苦啊，天天沒什麼結果，還得瞎忙。有時候，照顧孩子都沒心思。
大寶得肺炎那陣子，我們兩人所在的實驗室都在為申請下一年的經費而加班加點呢，我們請假時真是肝膽俱顫啊。不過，如果換位想想，當年給我們准長假的教授，他們也有壓力。如果弄不到科研經費，教授的日子也不好過。在這樣的條件下，兩位老闆能照顧我們家庭的困難，我們還是很感激的。
現在再回到打針這件事上。在美國，孩子得了肺炎都不給打針，你說說看，那還能有什麼時候需要打針呢？而且，不僅孩子生病時不打針，就連我們這些大人，在美國生活了十餘載，也從來沒輸過液打過針。記得回國探親時，時常會聽到有人說，誰誰誰在掛吊瓶，誰誰誰要去打針。在美國，打個針輸個液怎麼這麼難呢？
看來，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生孩子，手術) ，注射器針頭和點滴瓶子，將和家鄉的豬肉燉粉條一樣，永遠變成了我們上世記的記憶。而已經長大即將上高中的大寶，根本就不知道輸液和打針治病的滋味。美國孩子不打針！
你能相信嗎？
(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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