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老师講課中的故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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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老师講課中的故事 (25)
余 洋 摘彔
故事
(25)、郭林新气功问世，改革了传统气功
改革传统气功为什么从1971年开始呢？更确切的说是从72年开始。因为郭林新气功在这一年间问世。
郭林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一个烈士的后代。她本人姓林。她的名字叫林妹姝，又叫林冠明，她姥姥家姓郭，她以后改成姓郭，把她家的姓算作名，就叫郭林了。她是个中国画院的画家，刚解放时，周总理接见过她，她成立了画院。她是从美国到台湾回来的。她家有练气功传统，她祖父练气功，她还在外面学过气功。
1971年她想教气功，那时文化大革命是很严厉的，67年、68年连太极拳也不让打，你打太极拳红卫兵给你扫帚让你去扫地，说不是想锻炼吗？王八拳（指太极拳）不管用，拿这个锻炼吧。郭林一开始教站庄，还是旧的，第一个病例锅炉厂一个老工人是癌症，练站庄练好了，这一下来劲了。不能老站着，得走，她又编一套行功。一走吸吸呼，这样慢慢拧着走，也挺好看的。她就是根据她练过的气功，基本上按着五禽戏熊行步改过来的。不过，这样的步伐以前少林拳的逍遥步、太极拳的狮子滚球丹法跟它有相类似的地方。它改成这个样子，搞了搞，效果不错。因为那个老工人癌症好了，好多病人找来练功。
就在北京东单公园，郭林在前面带着扭扭，把派出所扭出来了，把她逮起来了，一查，又没有别的事，放了她吧！放了之后她还扭。前前后后派出所关了她三次，一次就关两天，她出来后又教又不要钱，到最后她教了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把李淑一的青光眼治好了。这么一来，好多人不敢惹她了。不过派出所还是找她，有时抄她的家去，夜晚十二点敲门说查户口，看你在家干什么，一看没事，吵你一顿，完了走了。应该说这个女同志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立了新的功法、搞行功，也吃了很多苦头。
记得1973年，我搞气功不敢搞（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牛鬼蛇神一级的，也没有靠山），就帮她去搞吧，她第一次印出的材料《气功漫谈》选了28个病历，是我亲手给整理出来，刻蜡板，印出来，发给大家。因为是气功事业嘛，和她搞了三年，她的人员都齐备了我就走了。
郭林女士她把传统功法改变了，不像过去那样练了。过去练功入静、放松、意守、调息一大套，她改了，改得很简单，就这么扭呀、扭呀的这么走。她提出“三关分度”。什么是“三关分度”呢？练气功一开始，先练松静，不要去搞意守，就这么走，又松又静地走，在走的动作中练松静。松静完了第二步搞意守。第三步搞调息。松静、意守、调息，三关分度。我79年见她时，她还在练行功，后面的意守、调息怎么度，没有弄出来，85年就去世了。郭林应该算气功界的老前辈。我给她的评价是“气功科学的先驱”，是她擂响改革传统气功的战鼓。这一改把气功很多的禁忌打破了。以前练功有很多清规戒律，她这个功，谁来练都行，什么病都能，你只要不死，你来练就行。她又不要钱，就在公园带着大家走，从东单公园把她赶到龙潭湖，从龙潭湖又赶到中山公园，走到哪里，公安派出所赶到哪里，赶得她在全北京好多公园跑。但是，影响越来越大。
“文革”以前，气功主要治四大慢性病：高血压、神经衰弱、胃溃疡、关节炎，别的病不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也一样。所以，气功只能作为医疗的辅助手段，慢性病疗养一下，帮助健康健康身体可以。
周总理1958年有一句话：“西医都要学打太极拳。”搞中西医结合嘛，搞了个简化太极十三式，有好多疗养院，比划比划气功，比划比划太极拳，那时候的太极拳什么样的姿势都有，那个难看劲呀！简直糟蹋太极拳了。可是，郭林这么一改，大病、重病、不治之症都有好的。就在东单公园的时候就有两例青光眼，她不敢拿李淑一的病登出来做广告宣传，宣传的是一位叫赵明的女孩子，二十多岁，青光眼很厉害，练功眼睛好了。以后也有了红斑狼疮的病历。在那几年有典型病历，我就把它搜集起来，从医学观点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好往外发。
郭林打破了气功治病的范围，把它进展到了治疗重病、大病。所以说她是改革了传统气功，改了功法搞“三关分度”，搞行功。她没有功理（她本来是个画家），在东单公园、龙潭公园、中心公园教功，讲不出功理来，就给人讲点西医。这个老太太真不得了，看点西医书，就给人讲：这么走一走，肺呼吸量增多，氧气多了，病就好了。所以西医就不干，“氧气多了，高压氧层比你这个氧气多，那是骗人的，别听那一套。”这么一来，我就帮她讲气功课。
1975年在北京邮电学院正式讲气功课，讲了六讲。要推广气功嘛，帮她们搞起来，讲完课，我就走了郭林不仅创立了那一套功法，而且创立了一套辅导方法。过去气功非常神秘，一位老师传教徒弟非多少年不行。她不那么讲，我教你，你会就带着他，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前面走的好的就教后面的，这么走、这么比姿式，那时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在1975年我就讲三个字：圆、软、远，走行功就注意这“三个字”，这是完全按她的功法来讲的。
我在哪儿评论郭林老先辈的时候就讲：
这是第一点，她的功绩不在于她的功法如何好，而是她敢搞创新功“三关分度”；
第二点，她搞了一套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金字塔”式的气功辅导队伍的组织形式，为中国气功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现在全国各门气功都是这种组织形式，智能气功也是这样；
第三点，她把气功治病的范围扩大了，打破了过去的圈圈，敢于提出和古人相反的论调。古人练气功调息要深、细、匀、长，不能快呼吸，她治重病让做短促呼吸，气不出声不算数，叫“风呼吸”，正好和古人相反。但是用它治病效果很好，什么道理？过去练功要成仙成佛，要静之又静；现在为了治病，一吸鼻子里有个筛板，有好多小孔和脑子通着，也可能多进点氧气，对脑子振动；而且再一吸气，鼻子嗅神经兴奋，十二对脑神经中，第一就是嗅神经。一下到脑子里，有很大好处。这叫“一代时教”，时代变了，教的方法变了。所以郭林的改革，很有成绩。
到了文革结束之后，这个功就起来了。当时中央组织部有个魏老，练功效果不错，政府部门知道了，不怎么压了，练功人多了。但是从全国来说，当时气功还是没有起来。在文革当中，气功在古典文化里所处的地位是最惨的一个，处在十八层地狱最低层，你搞点气功就成了牛鬼蛇神。我还算便宜的，还没有揪出来挨揍。说搞气功就给你戴三反分子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整个气功压得非常厉害。文革之后，一直到1979年，郭林行功在北京各大公园都有了，都过万人了，但在全国还不行。
当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是吕炳奎，吕老这个同志很特殊，只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有关的，他都支持。他就是《沙家浜》中的政委，程知的原型。当时他是闽西根据地司令兼政委，沙家浜就是他的游击队打的，是他游击队的真事。他家是祖传三代中医，1979年他正在扶持衰败的中医。他打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抢救老中医。在这个同时，接触了气功。他首先接触到南方气功，到上海去看他们在研究气功发放外气，是顾涵森、林厚省等搞的。回来之后就访问北京的郭林，郭林给我打电话，把我找去。吕老谈了发放外气。但郭林不发放外气，她反对发放外气，可卫生部来了，她也不能谈反对外气，我就帮他谈气功有两种：一种是练气功治病；一种是发放外气治病，郭老的气功是练功治病的，治病范围很广，效果很好，但不搞外气。
然后又给吕老讲了气功与中医的关系，把《黄帝内经》里有关气功的内容讲了。吕老一听让我给他写个材料。这是1978年11月份的事情。吕老接触气功之后，在全国到处支持气功事业，这样，就把传统气功和政府接上头了。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下半年，全国体育运动会在南宁召开，那次有几个硬气功表演：有北京的侯树英（去加拿大了），湖北的赵继成，主要是这两个人，侯树英表演“头撞石碑”“力托双吨”，赵继成表演的“腹卧钢叉”、“卧钉破石”，他们都得了特殊奖。全国的钉床破石赵继成是最好的，就四十九颗钉子，躺在上面，石头放在肚子上，把石头打碎了。侯树英用头把石碑一撞就撞断了。这次硬气功表演，通过电视传向祖国大地，引起中外人士的震惊。到了1979年年初，群众中开始嚷起来了：“气功了不得！”观众被气功师的“神功异彩”所折服，气功一词在民众中不胫而走。一说气功，就说硬气功，宣传的比较厉害。
这个表演结束之后，正赶上1979年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座谈会，1979年2月份在北京海军大院招待所开的。因为我和吕老接触过了，他看我年岁不大对《黄帝内经》那么熟，学术观点与他搞的经方派的伤寒论相近（全国搞经方派的不多了）。他从侧面一了解我，这个小大夫治了很多病，又了解到我在北京市参加过好多高干会诊，这样我就成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座谈会的一位正式代表了（全国63名代表）。
这次会议上，本来是开中西医结合会议，但倒成了讨论气功的了。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医的精华是经络论、气化论“西论”；另一派认为中医的精华是辩证论治。吕老支持我让我讲了观点，实在不行就比武。他知道我针灸治病比较好，也知道我搞气功，看到一些病例，当场就见效。
正好科学院一个同志去了，他脚骨折了，脚肿了。我说就治治试试看，我离开他两米远拿手一比，他走起来了。这一下子震动很大，比武谁也不比了，当时还有新华社一位记者叫陈光曼（现在到光明日报去了），她怀孕坐骨神经痛问能不能治？我说可以，让她躺在床上，刚一躺上床，我说你起来吧！她说你还没有治哩。我说拿眼睛看就行了，起来看看，一起来不痛了，抬腿也不痛了，她说她怀孕后每天早上痛，明天不痛就算好了，第二天也不痛了，她就嚷开了。这样一来，开会成了谈气功了。
会议完了之后，就请上海顾涵森把他们搞气功发放外气科学研究结果给大家做报告，而且江波也跟着来了。结束时，江波表演查病。北京新华分社的李淳同志，说“给我查查”，江波坐在他对面一查说：“你右眼眼底有动脉硬化，有点出血；颈椎第六、七节骨质增生；肺气肿；胃下垂；第四、第五腰椎骨质增生；左腿有点关节炎，对不对？”他说：“我就是眼睛最近没去查，有没有毛病不清楚，别的都对。”一位卫生部干部说：“这么大年纪，概率学统计大都有动脉硬化，搞医的都懂得这个问题；60多岁的人，大多数有骨质增生，颈椎六、七节那是多发部位，一猜就猜着了；老头，慢性气管炎，大部分都肺气肿；瘦人胃下垂多。”他看到也不信，说是蒙的。所以这个会成了变相的气功讨论会，这个会对气功界震动很大。
吕老对气功接触多了，看到气功很神，吕老这个人非常支持新鲜事物，对气功坚信不疑。他跟方毅副总理（管科技）汇报了，方毅总理说：“你组织个汇报会我看看。”什么时候看？四月八号，还有七天，我们赶紧准备。那时卫生部不支持，吕老成了游击司令，下面我们这些爱好者成了游击队员。每天晚上到他家开会。他一天上两班，白天到卫生部上班，晚上在家里上班，每天不到11点半不结束。老头已经七十来岁了，他身体也好，精力还很充足，气功老师也帮他的忙。到了四月七号，说方毅同志要出国。改为七月十四号汇报，十九号又汇报一次。十四号来听汇报的有方毅、耿飙、陈慕华三位副总理，有卫生部的部长钱信忠、体委的王猛、还有国家科委、科协、科学院的。
这个汇报是由我们“游击队”筹备的有郭林的20例癌症的实际病历材料，有一癌症患者叫高文彬（海军文工团的团长、现在还活着，退休了），他肺癌在301医院打开之后不能动手术了，练气功好了，他在大会上做了现身说法的报告；然后上海有几个人做了当场发放外气：有林厚省的红外，有刘锦荣头部的磁，还有赵伟的隔一米远发气，让吊的线动弹了；还有硬气功表演“力托双吨”、“头撞石碑”、拿刀砍、砸石头等。这一次汇报成功了，对气功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电视台放了录相，气功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那次汇报，还真得到了些东西。汇报完了得请副总理讲话，三位副总理推来推去，最后方毅同志没法推了，讲得很艺术，不讲气功，讲下围棋（因那时还真没有人敢直接对气功表态），他说下围棋有很多未知数，讲了半个钟头，到最后，他说“气功与中医都一样有好多未知数应该研究。”方毅副总理有了这句话，我们就抓住了，发通告、发通知、发材料这是领导的支持嘛！这样气功的影响就大起来了。
七月十九号的汇报会谭震林副委员长亲自去听的。他讲“我看了，我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一个义务宣传员。”这个汇报会的成功，对全国气功事业推动很大。湖卖艺、江湖传递、私人垄断气功的局面打破了，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部门——科协领导下的气功群众组织，这是气功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北京市气功组织建立起来之后，就得搞活动，主要是教功，就教郭林的新气功。
当时郭林没有进北京气功研究会，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当时“文革”中极左的思潮还没有肃清，认为郭林有“特嫌”，因为她在解放之前去美国；有好多家人在美国与国外有关系，说是什么派回来的“特务”。所以成立气功研究会时，一了解档案，她没能进入研究会，而他的学生们进来了。现在听说有的学生不争气，跟老师闹翻关系，把气功名字改了。有这么一段历史悲剧。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那时我是气功研究会的常委，是发起人之一，我说话还是算数的。可郭林的“特嫌”在那儿摆着，你敢说“特嫌”进气功研究会了？这个组织一开始就背着很大的包袱，说是“变相道会门”。所以那时非常严格。政治标准第一，她没能进来，但郭林的新气功是教了。
摘自《智能气功科学概论》函授辅导材料第二章“气功科学概论”
2011-12-27 整理于 香港
(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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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老師講課中的故事 (25)
余 洋 摘彔
故事
(25)、郭林新氣功問世，改革了傳統氣功
改革傳統氣功為什麼從1971年開始呢？更確切的說是從72年開始。因為郭林新氣功在這一年間問世。
郭林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一個烈士的後代。她本人姓林。她的名字叫林妹姝，又叫林冠明，她姥姥家姓郭，她以後改成姓郭，把她家的姓算作名，就叫郭林了。她是個中國畫院的畫家，剛解放時，周總理接見過她，她成立了畫院。她是從美國到臺灣回來的。她家有練氣功傳統，她祖父練氣功，她還在外面學過氣功。
1971年她想教氣功，那時文化大革命是很嚴厲的，67年、68年連太極拳也不讓打，你打太極拳紅衛兵給你掃帚讓你去掃地，說不是想鍛煉嗎？王八拳（指太極拳）不管用，拿這個鍛煉吧。郭林一開始教站莊，還是舊的，第一個病例鍋爐廠一個老工人是癌症，練站莊練好了，這一下來勁了。不能老站著，得走，她又編一套行功。一走吸吸呼，這樣慢慢擰著走，也挺好看的。她就是根據她練過的氣功，基本上按著五禽戲熊行步改過來的。不過，這樣的步伐以前少林拳的逍遙步、太極拳的獅子滾球丹法跟它有相類似的地方。它改成這個樣子，搞了搞，效果不錯。因為那個老工人癌症好了，好多病人找來練功。
就在北京東單公園，郭林在前面帶著扭扭，把派出所扭出來了，把她逮起來了，一查，又沒有別的事，放了她吧！放了之後她還扭。前前後後派出所關了她三次，一次就關兩天，她出來後又教又不要錢，到最後她教了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把李淑一的青光眼治好了。這麼一來，好多人不敢惹她了。不過派出所還是找她，有時抄她的家去，夜晚十二點敲門說查戶口，看你在家幹什麼，一看沒事，吵你一頓，完了走了。應該說這個女同志是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創立了新的功法、搞行功，也吃了很多苦頭。
記得1973年，我搞氣功不敢搞（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牛鬼蛇神一級的，也沒有靠山），就幫她去搞吧，她第一次印出的材料《氣功漫談》選了28個病歷，是我親手給整理出來，刻蠟板，印出來，發給大家。因為是氣功事業嘛，和她搞了三年，她的人員都齊備了我就走了。
郭林女士她把傳統功法改變了，不像過去那樣練了。過去練功入靜、放鬆、意守、調息一大套，她改了，改得很簡單，就這麼扭呀、扭呀的這麼走。她提出“三關分度”。什麼是“三關分度”呢？練氣功一開始，先練松靜，不要去搞意守，就這麼走，又松又靜地走，在走的動作中練松靜。松靜完了第二步搞意守。第三步搞調息。松靜、意守、調息，三關分度。我79年見她時，她還在練行功，後面的意守、調息怎麼度，沒有弄出來，85年就去世了。郭林應該算氣功界的老前輩。我給她的評價是“氣功科學的先驅”，是她擂響改革傳統氣功的戰鼓。這一改把氣功很多的禁忌打破了。以前練功有很多清規戒律，她這個功，誰來練都行，什麼病都能，你只要不死，你來練就行。她又不要錢，就在公園帶著大家走，從東單公園把她趕到龍潭湖，從龍潭湖又趕到中山公園，走到哪里，公安派出所趕到哪里，趕得她在全北京好多公園跑。但是，影響越來越大。
“文革”以前，氣功主要治四大慢性病：高血壓、神經衰弱、胃潰瘍、關節炎，別的病不治。北戴河氣功療養院也一樣。所以，氣功只能作為醫療的輔助手段，慢性病療養一下，幫助健康健康身體可以。
周總理1958年有一句話：“西醫都要學打太極拳。”搞中西醫結合嘛，搞了個簡化太極十三式，有好多療養院，比劃比劃氣功，比劃比劃太極拳，那時候的太極拳什麼樣的姿勢都有，那個難看勁呀！簡直糟蹋太極拳了。可是，郭林這麼一改，大病、重病、不治之症都有好的。就在東單公園的時候就有兩例青光眼，她不敢拿李淑一的病登出來做廣告宣傳，宣傳的是一位叫趙明的女孩子，二十多歲，青光眼很厲害，練功眼睛好了。以後也有了紅斑狼瘡的病歷。在那幾年有典型病歷，我就把它搜集起來，從醫學觀點整理出來，整理出來好往外發。
郭林打破了氣功治病的範圍，把它進展到了治療重病、大病。所以說她是改革了傳統氣功，改了功法搞“三關分度”，搞行功。她沒有功理（她本來是個畫家），在東單公園、龍潭公園、中心公園教功，講不出功理來，就給人講點西醫。這個老太太真不得了，看點西醫書，就給人講：這麼走一走，肺呼吸量增多，氧氣多了，病就好了。所以西醫就不幹，“氧氣多了，高壓氧層比你這個氧氣多，那是騙人的，別聽那一套。”這麼一來，我就幫她講氣功課。
1975年在北京郵電學院正式講氣功課，講了六講。要推廣氣功嘛，幫她們搞起來，講完課，我就走了郭林不僅創立了那一套功法，而且創立了一套輔導方法。過去氣功非常神秘，一位老師傳教徒弟非多少年不行。她不那麼講，我教你，你會就帶著他，大輔導員帶小輔導員，前面走的好的就教後面的，這麼走、這麼比姿式，那時還沒有總結出規律來。在1975年我就講三個字：圓、軟、遠，走行功就注意這“三個字”，這是完全按她的功法來講的。
我在哪兒評論郭林老先輩的時候就講：
這是第一點，她的功績不在於她的功法如何好，而是她敢搞創新功“三關分度”；
第二點，她搞了一套大輔導員帶小輔導員、“金字塔”式的氣功輔導隊伍的組織形式，為中國氣功事業奠定了組織基礎。現在全國各門氣功都是這種組織形式，智慧氣功也是這樣；
第三點，她把氣功治病的範圍擴大了，打破了過去的圈圈，敢於提出和古人相反的論調。古人練氣功調息要深、細、勻、長，不能快呼吸，她治重病讓做短促呼吸，氣不出聲不算數，叫“風呼吸”，正好和古人相反。但是用它治病效果很好，什麼道理？過去練功要成仙成佛，要靜之又靜；現在為了治病，一吸鼻子裏有個篩板，有好多小孔和腦子通著，也可能多進點氧氣，對腦子振動；而且再一吸氣，鼻子嗅神經興奮，十二對腦神經中，第一就是嗅神經。一下到腦子裏，有很大好處。這叫“一代時教”，時代變了，教的方法變了。所以郭林的改革，很有成績。
到了文革結束之後，這個功就起來了。當時中央組織部有個魏老，練功效果不錯，政府部門知道了，不怎麼壓了，練功人多了。但是從全國來說，當時氣功還是沒有起來。在文革當中，氣功在古典文化裏所處的地位是最慘的一個，處在十八層地獄最低層，你搞點氣功就成了牛鬼蛇神。我還算便宜的，還沒有揪出來挨揍。說搞氣功就給你戴三反分子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整個氣功壓得非常厲害。文革之後，一直到1979年，郭林行功在北京各大公園都有了，都過萬人了，但在全國還不行。
當時，衛生部中醫局局長是呂炳奎，呂老這個同志很特殊，只要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有關的，他都支持。他就是《沙家浜》中的政委，程知的原型。當時他是閩西根據地司令兼政委，沙家浜就是他的遊擊隊打的，是他遊擊隊的真事。他家是祖傳三代中醫，1979年他正在扶持衰敗的中醫。他打給中央的報告題目是搶救老中醫。在這個同時，接觸了氣功。他首先接觸到南方氣功，到上海去看他們在研究氣功發放外氣，是顧涵森、林厚省等搞的。回來之後就訪問北京的郭林，郭林給我打電話，把我找去。呂老談了發放外氣。但郭林不發放外氣，她反對發放外氣，可衛生部來了，她也不能談反對外氣，我就幫他談氣功有兩種：一種是練氣功治病；一種是發放外氣治病，郭老的氣功是練功治病的，治病範圍很廣，效果很好，但不搞外氣。
然後又給呂老講了氣功與中醫的關係，把《黃帝內經》裏有關氣功的內容講了。呂老一聽讓我給他寫個材料。這是1978年11月份的事情。呂老接觸氣功之後，在全國到處支持氣功事業，這樣，就把傳統氣功和政府接上頭了。
就在這個時候，1978年下半年，全國體育運動會在南寧召開，那次有幾個硬氣功表演：有北京的侯樹英（去加拿大了），湖北的趙繼成，主要是這兩個人，侯樹英表演“頭撞石碑”“力托雙噸”，趙繼成表演的“腹臥鋼叉”、“臥釘破石”，他們都得了特殊獎。全國的釘床破石趙繼成是最好的，就四十九顆釘子，躺在上面，石頭放在肚子上，把石頭打碎了。侯樹英用頭把石碑一撞就撞斷了。這次硬氣功表演，通過電視傳向祖國大地，引起中外人士的震驚。到了1979年年初，群眾中開始嚷起來了：“氣功了不得！”觀眾被氣功師的“神功異彩”所折服，氣功一詞在民眾中不脛而走。一說氣功，就說硬氣功，宣傳的比較厲害。
這個表演結束之後，正趕上1979年全國第一屆中西醫結合座談會，1979年2月份在北京海軍大院招待所開的。因為我和呂老接觸過了，他看我年歲不大對《黃帝內經》那麼熟，學術觀點與他搞的經方派的傷寒論相近（全國搞經方派的不多了）。他從側面一瞭解我，這個小大夫治了很多病，又瞭解到我在北京市參加過好多高幹會診，這樣我就成了全國中西醫結合座談會的一位正式代表了（全國63名代表）。
這次會議上，本來是開中西醫結合會議，但倒成了討論氣功的了。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醫的精華是經絡論、氣化論“西論”；另一派認為中醫的精華是辯證論治。呂老支持我讓我講了觀點，實在不行就比武。他知道我針灸治病比較好，也知道我搞氣功，看到一些病例，當場就見效。
正好科學院一個同志去了，他腳骨折了，腳腫了。我說就治治試試看，我離開他兩米遠拿手一比，他走起來了。這一下子震動很大，比武誰也不比了，當時還有新華社一位元記者叫陳光曼（現在到光明日報去了），她懷孕坐骨神經痛問能不能治？我說可以，讓她躺在床上，剛一躺上床，我說你起來吧！她說你還沒有治哩。我說拿眼睛看就行了，起來看看，一起來不痛了，抬腿也不痛了，她說她懷孕後每天早上痛，明天不痛就算好了，第二天也不痛了，她就嚷開了。這樣一來，開會成了談氣功了。
會議完了之後，就請上海顧涵森把他們搞氣功發放外氣科學研究結果給大家做報告，而且江波也跟著來了。結束時，江波表演查病。北京新華分社的李淳同志，說“給我查查”，江波坐在他對面一查說：“你右眼眼底有動脈硬化，有點出血；頸椎第六、七節骨質增生；肺氣腫；胃下垂；第四、第五腰椎骨質增生；左腿有點關節炎，對不對？”他說：“我就是眼睛最近沒去查，有沒有毛病不清楚，別的都對。”一位衛生部幹部說：“這麼大年紀，概率學統計大都有動脈硬化，搞醫的都懂得這個問題；60多歲的人，大多數有骨質增生，頸椎六、七節那是多發部位，一猜就猜著了；老頭，慢性氣管炎，大部分都肺氣腫；瘦人胃下垂多。”他看到也不信，說是蒙的。所以這個會成了變相的氣功討論會，這個會對氣功界震動很大。
呂老對氣功接觸多了，看到氣功很神，呂老這個人非常支持新鮮事物，對氣功堅信不疑。他跟方毅副總理（管科技）彙報了，方毅總理說：“你組織個彙報會我看看。”什麼時候看？四月八號，還有七天，我們趕緊準備。那時衛生部不支持，呂老成了遊擊司令，下面我們這些愛好者成了遊擊隊員。每天晚上到他家開會。他一天上兩班，白天到衛生部上班，晚上在家裏上班，每天不到11點半不結束。老頭已經七十來歲了，他身體也好，精力還很充足，氣功老師也幫他的忙。到了四月七號，說方毅同志要出國。改為七月十四號彙報，十九號又彙報一次。十四號來聽彙報的有方毅、耿飆、陳慕華三位副總理，有衛生部的部長錢信忠、體委的王猛、還有國家科委、科協、科學院的。
這個彙報是由我們“遊擊隊”籌備的有郭林的20例癌症的實際病歷材料，有一癌症患者叫高文彬（海軍文工團的團長、現在還活著，退休了），他肺癌在301醫院打開之後不能動手術了，練氣功好了，他在大會上做了現身說法的報告；然後上海有幾個人做了當場發放外氣：有林厚省的紅外，有劉錦榮頭部的磁，還有趙偉的隔一米遠發氣，讓吊的線動彈了；還有硬氣功表演“力托雙噸”、“頭撞石碑”、拿刀砍、砸石頭等。這一次彙報成功了，對氣功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當時電視臺放了錄相，氣功消息傳遍了全國大江南北。那次彙報，還真得到了些東西。彙報完了得請副總理講話，三位副總理推來推去，最後方毅同志沒法推了，講得很藝術，不講氣功，講下圍棋（因那時還真沒有人敢直接對氣功表態），他說下圍棋有很多未知數，講了半個鐘頭，到最後，他說“氣功與中醫都一樣有好多未知數應該研究。”方毅副總理有了這句話，我們就抓住了，發通告、發通知、發材料這是領導的支持嘛！這樣氣功的影響就大起來了。
七月十九號的彙報會譚震林副委員長親自去聽的。他講“我看了，我相信，我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做一個義務宣傳員。”這個彙報會的成功，對全國氣功事業推動很大。湖賣藝、江湖傳遞、私人壟斷氣功的局面打破了，這個意義非常重大。這是我國第一個由國家部門——科協領導下的氣功群眾組織，這是氣功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北京市氣功組織建立起來之後，就得搞活動，主要是教功，就教郭林的新氣功。
當時郭林沒有進北京氣功研究會，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當時“文革”中極左的思潮還沒有肅清，認為郭林有“特嫌”，因為她在解放之前去美國；有好多家人在美國與國外有關係，說是什麼派回來的“特務”。所以成立氣功研究會時，一瞭解檔案，她沒能進入研究會，而他的學生們進來了。現在聽說有的學生不爭氣，跟老師鬧翻關係，把氣功名字改了。有這麼一段歷史悲劇。這是不應該有的現象。那時我是氣功研究會的常委，是發起人之一，我說話還是算數的。可郭林的“特嫌”在那兒擺著，你敢說“特嫌”進氣功研究會了？這個組織一開始就背著很大的包袱，說是“變相道會門”。所以那時非常嚴格。政治標準第一，她沒能進來，但郭林的新氣功是教了。
摘自《智能氣功科學概論》函授輔導材料第二章“氣功科學概論”
2011-12-27 整理於 香港
(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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