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命運 (4)－－“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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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命运 (4)－－“地命”
余 洋
我的“地命”
在这里随便谈谈我的“地命”。
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之中。听父亲告诉我，我的母亲当年是上海“海关关长”的四姨太的女儿，由于我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性格就是比较新潮好强，我的外祖父并不喜欢她。母亲高中毕业后，外祖父就不准他去上大学，不给她学费，我的母亲就用考试成绩进入一、二、三名可以拿到奖学金的办法进入了复旦大学，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母亲就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大队”，到处宣传抗日救国。
此时，我的父亲恰好也进入了这个“抗日救亡大队”，虽然我的父亲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但他以顽强的工作精神，优异的工作成绩，取得了领导的信任，担任了这个“抗日救亡大队”副队长的职务。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人就在这里认识、相爱、结婚。我母亲怀孕的时候，正值当时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发起了“白色恐怖”到处抓共产党员，就把这个“抗日救亡大队”的所有成员都抓起来了，清查这个组织里面的共产党员。母亲肚子里怀着我，也被国民党抓起来了，国民党把这些人都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因此，我就是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出生的。
母亲一伙人被捕时，我父亲正巧外出工作，没有抓到他。国民党认为他是抗日救亡大队的副大队长，一定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就发动了“三省通缉令”，到处抓他，其实我的父母当时还都不是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在外逃亡了两年多，他的上级都向国民党投降了，也叫他向国民党投降，他也只好就范，来到了江西“上饶集中营”，也就是说，我出生到两岁多才看到了我的父亲。
经过国民党严格的清查，知道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共产党员，就要他们宣誓加入国民党才可以放出来。我的父母只好同时都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妈妈才从上饶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后来我的父亲就在江西追随了蒋经国先生，得到了蒋经国先生的重视，为国民党工作了。我只记得在4岁的时候，父亲在江西定南县担任财政科科长；后来又到南昌市担任粮食科的科长，先后调去九江、湖北省的江陵县(就是古时的荆州)、沙市、宜昌，在解放前夕，担任了江陵县的县长，最后跑到重庆，在重庆解放的前夕，在隆隆的炮声中，蒋经国命令父亲一个人(不准带家眷)乘坐最后一架小飞机，随从他飞往台湾，父亲舍不得丢下我们，没有服从蒋经国的命令。
重庆解放以后，我就随父亲回到武汉，当时我已经 8岁了，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小小 8岁我，就经历了种种的风波，担负起做“大哥”的重任，弟弟妹妹们不论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要挨骂，甚至挨打。父亲的教导：做“大哥”的就必须好照顾好自己的弟弟妹妹，同时自己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就这样，养成了我做事情要负责任，一定要做得最好的习惯，从小就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同时也让我习惯、喜欢了这种动荡的生活，不停的转换生活环境，喜爱生活当中的那种变化，追求新事物的乐趣，这就奠定了我“地命”的基础。
从小学读书，我就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 我记得6岁的时候，我正在湖北沙市，国民党当时订4月4日是儿童节，我就代表沙市的小学生上台演讲；解放以后，我随母亲先后到湖北的黄岗市、新洲市、团风县、各地的小学读书，九岁就担任学校红领巾少先队的中队长，12岁就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母亲去世后，12岁的我就自己带着10岁的弟弟由武汉出发，乘三天两夜的火车到远隔数千里的山海关来找父亲。我整个中学的年代就在位于长城脚下的“山海关中学”渡过的。在中学学校里面也是学校的宠儿，一直担任班长，运动场的长跑冠军；学校的足球队队长；舞蹈团的团长…… 1959年进入大学就读五年，也一直担任班长， 1964年，以最优异的论文成绩成绩毕业，和我现在的的太太一起分配到天津工作。
1959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所谓 “大跃进”的年代， “赶英超美”，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处在一种幻想的狂潮中。这时，我顺利的考进了大学，读了医科五年。在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长的职务。
在毕业的1964年，中国的大学里，开始可以用写论文来代替考试，我们全校毕业生中有1,000多人进行论文答辨，我以全校论文答辨最优异的成绩(第一名)毕业了。
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告诉我，中国科学研究院要在我们的毕业生当中挑选一个人，当时大家都认为一定会挑选我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但是，最后公布分配结果时，我分配到了天津的一个很普通的单位，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竟然是通过我帮他补习才勉强毕业的人。因为他的父亲是革命的先烈，而我的父亲是国民党蒋经国的亲信，是内部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后代怎么可以进到中国科学研究院这样重要的单位去工作呢？当年我才 23岁，已经隐隐约约的体会到，一个人的出生成分，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几乎可以决定他终身的命运。
分配到天津之后，我也没有立即参加单位的工作，就被调到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由于我的工作成绩优秀，就由普通的工作队员，很快提升到工作组长，负责清理国营农场，在当时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县团级的干部，权力很大，几千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批准新的党员入党，第一道关，就是要我签字同意……。
我们工作团的团长，是一位老革命干部，他认为我的工作成绩，比党员还要党员，他力劝我努力工作，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后来他告诉我说：“我用我的党籍给你担保，工作团党委都说不行！因为你的父亲是蒋经国的亲信，你一辈子也入不了党！”
就在我还差一天就超龄的(好象是26岁)前夕，这位工作团的团长，直接下命令，让农场的团委书记作介绍人，接受我宣誓成为“共青团员”，到了第二天我就要退出共青团，也就是说我只有一天的共青团的团龄(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通过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让我认识到：不论我如何的努力，我的人生位置已经定下来了，永远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子弟，永远抬不起头来！
“四清运动”过后，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起来了，我被那些“造反派”抓到了“天津大学”进行劳动改造，说我是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路线的“忠实走狗”，开了很多次批斗大会，要我深刻的检讨、承认和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一丘之貉(因为他俩出身也是“黑五类”)，承认我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这就是我努力工作所得到的另外一个“报酬”！
“文化大革命”过去后，我回到单位，在单位的工作成绩也是优秀，单位里让我搞科研活动，我也是十分的努力，但是在搞科研的过程中，出了一些差错，马上就停止我的工作，让我进行深刻的检讨，检讨了很多次，都不能过关，最后党委书记告诉我，必须结合你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深挖自已的思想根源，承认在意识的深处，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对科研活动进行破坏，这样你才能够过关……党委书记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这样检讨才算过了关，停止了我的工作，下放去劳动两年……。
在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永远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消沉下来了……。
后来，由于单位里面的工作还是需要我，又把我恢复原职进行工作，党委书记和我谈话时说，这是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要用努力作出工作成绩来，好好表现自已才可以，否则，还要让我去接受劳动改造……。
1977年，政府宣布了归国的华侨可以申请离开中国“探亲”的新政策， 我感觉到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机遇来到了。中国政府宣布了归国的华侨可以申请离开中国“探亲”的新政策(实际就是允许离开中国)，由于我太太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我就鼓动他提出申请要求回到印度尼西亚探亲。在当时我们俩人都是医生，各方面条件还是很优裕的，许多亲朋都劝我们要慎重考虑。我感到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机遇，只是心里还很害怕：会不会又是一个政治圈套呢？当你提出申请后，如果不能够出国的话，再搞运动又会挨批挨斗……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亲朋都顺利的申请出国到了香港，所以就下定决心申请出国探亲。
当我们提出申请后，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对我说：她(指我太太)可以申请出国，因为他是华侨，而你是历史反革命的弟子，一辈子也不要想离开中国，只有在中国接受改造……。
我当时心里想，只要让我太太能把两个孩子带出去就可以了……。可是我仍不死心，请客送礼，走了些“后门”，终于也把我一起批准出国了。我们的党委书记临行前找我“谈话”时都很惊讶，他说，按照政策规定你是不可以出国，怎么可以放你出国呢？……
1977年申请到香港定居后，一开始真的是“一穷二白”，白天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晚上又换上西装做针灸医生，生活比在国内紧张多了。
1980年开始学做进出口贸易；1982年在深圳开设了“上默林玩具厂”；
1984年在湖北孝感又建立了“长江精细化工厂”；
1986年又在武汉青山合资建立“长江农副产品进出口公司”……
生活、工作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1989年终于检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冠状动脉硬化)，久医无效，经朋友介绍，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智能气功辅导员培训班，由罗平老师组场教功，庞明教授组场讲课，经过20多天的培训，我的身、心焕然一新。正值50岁的我，虽然气功动作考试都未能过关，但我在练功期间，不但心脏明显好转，全身舒畅，而且相继出现了内视骨骼，透视骨骼的功能，在练功场就可以给同学发气治病；在广州听庞明教授的报告时，借庞明教授 “场”，给远在香港的女儿， 成功的“遥治”了她患了十多年的不明原因“眩晕症”，而且是一次成功，(至今近20年从未发作)……作为大学专科毕业的医学工作者，这些现象使我迷惑，深感其中奥妙无穷，有一股冲动，想要知道：这些倒底是什么呢？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必须见见庞明教授问个才白。(又是一个“人生的机遇”)
(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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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命運 (4)－－“地命”
余 洋
我的“地命”
在這裏隨便談談我的“地命”。
從小就出生在一個動盪的環境之中。聽父親告訴我，我的母親當年是上海“海關關長”的四姨太的女兒，由於我的母親在年輕的時候性格就是比較新潮好強，我的外祖父並不喜歡她。母親高中畢業後，外祖父就不准他去上大學，不給她學費，我的母親就用考試成績進入一、二、三名可以拿到獎學金的辦法進入了復旦大學，讀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母親就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抗日救亡大隊”，到處宣傳抗日救國。
此時，我的父親恰好也進入了這個“抗日救亡大隊”，雖然我的父親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但他以頑强的工作精神，優異的工作成績，取得了領導的信任，擔任了這個“抗日救亡大隊”副隊長的職務。父親和母親他們兩人就在這裏認識、相愛、結婚。我母親懷孕的時候，正值當時的國民黨對共產黨發起了“白色恐怖”到處抓共產黨員，就把這個“抗日救亡大隊”的所有成員都抓起來了，清查這個組織裏面的共產黨員。母親肚子裏懷著我，也被國民黨抓起來了，國民黨把這些人都關進了江西的“上饒集中營”，因此，我就是在江西“上饒集中營”里出生的。
母親一夥人被捕時，我父親正巧外出工作，沒有抓到他。國民黨認為他是抗日救亡大隊的副大隊長，一定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幹部，就發動了“三省通緝令”，到處抓他，其實我的父母當時還都不是共產黨員，我的父親在外逃亡了兩年多，他的上級都向國民黨投降了，也叫他向國民黨投降，他也只好就范，來到了江西“上饒集中營”，也就是說，我出生到兩歲多才看到了我的父親。
經過國民黨嚴格的清查，知道了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是共產黨員，就要他們宣誓加入國民黨才可以放出來。我的父母只好同時都加入了國民黨，我和媽媽才從上饒集中營裏放了出來。後來我的父親就在江西追隨了蔣經國先生，得到了蔣經國先生的重視，為國民黨工作了。我只記得在4歲的時候，父親在江西定南縣擔任財政科科長；後來又到南昌市擔任糧食科的科長，先後調去九江、湖北省的江陵縣(就是古時的荊州)、沙市、宜昌，在解放前夕，擔任了江陵縣的縣長，最後跑到重慶，在重慶解放的前夕，在隆隆的炮聲中，蔣經國命令父親一個人(不准帶家眷)乘坐最後一架小飛機，隨從他飛往台灣，父親捨不得丟下我們，沒有服從蔣經國的命令。
重慶解放以後，我就隨父親回到武漢，當時我已經 8歲了，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小小 8歲我，就經歷了種種的風波，擔負起做“大哥”的重任，弟弟妹妹們不論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我都要挨罵，甚至挨打。父親的教導：做“大哥”的就必須好照顧好自己的弟弟妹妹，同時自己要成為他們的榜樣！”
就這樣，養成了我做事情要負責任，一定要做得最好的習慣，從小就培養了我堅強的性格。同時也讓我習慣、喜歡了這種動盪的生活，不停的轉換生活環境，喜愛生活當中的那種變化，追求新事物的樂趣，這就奠定了我“地命”的基礎。
從小學讀書，我就是學校裏面的“風雲人物”， 我記得6歲的時候，我正在湖北沙市，國民黨當時訂4月4日是兒童節，我就代表沙市的小學生上台演講；解放以後，我隨母親先後到湖北的黃崗市、新洲市、團風縣、各地的小學讀書，九歲就擔任學校紅領巾少先隊的中隊長，12歲就擔任了少先隊的大隊長；母親去世後，12歲的我就自己帶著10歲的弟弟由武漢出發，乘三天兩夜的火車到遠隔數千里的山海關來找父親。我整個中學的年代就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山海關中學”渡過的。在中學學校裏面也是學校的寵兒，一直擔任班長，運動場的長跑冠軍；學校的足球隊隊長；舞蹈團的團長…… 1959年進入大學就讀五年，也一直擔任班長， 1964年，以最優異的論文成績成績畢業，和我現在的的太太一起分配到天津工作。
1959年，中國正處在一個所謂 “大躍進”的年代， “趕英超美”，迎接“共產主義”的到來……處在一種幻想的狂潮中。這時，我順利的考進了大學，讀了醫科五年。在學校裏，我學習成績優異，一直擔任班長的職務。
在畢業的1964年，中國的大學裏，開始可以用寫論文來代替考試，我們全校畢業生中有1,000多人進行論文答辨，我以全校論文答辨最優異的成績(第一名)畢業了。
在畢業分配的時候，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告訴我，中國科學研究院要在我們的畢業生當中挑選一個人，當時大家都認為一定會挑選我了，我自己也是這樣認為。但是，最後公佈分配結果時，我分配到了天津的一個很普通的單位，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竟然是通過我幫他補習才勉強畢業的人。因為他的父親是革命的先烈，而我的父親是國民黨蔣經國的親信，是內部管制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的後代怎麼可以進到中國科學研究院這樣重要的單位去工作呢？當年我才 23歲，已經隱隱約約的體會到，一個人的出生成分，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幾乎可以決定他終身的命運。
分配到天津之後，我也沒有立即參加單位的工作，就被調到當時的“四清工作團”參加“四清運動”，由於我的工作成績優秀，就由普通的工作隊員，很快提升到工作組長，負責清理國營農場，在當時這個位置就相當於縣團級的幹部，權力很大，幾千人的命運都掌握在我的手裏，雖然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批准新的黨員入黨，第一道關，就是要我簽字同意……。
我們工作團的團長，是一位老革命幹部，他認為我的工作成績，比黨員還要黨員，他力勸我努力工作，申請加入共產黨，但是後來他告訴我說：“我用我的黨籍給你擔保，工作團黨委都說不行！因為你的父親是蔣經國的親信，你一輩子也入不了黨！”
就在我還差一天就超齡的(好象是26歲)前夕，這位工作團的團長，直接下命令，讓農場的團委書記作介紹人，接受我宣誓成為“共青團員”，到了第二天我就要退出共青團，也就是說我只有一天的共青團的團齡(現在想起來自己都覺得可笑)，通過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讓我認識到：不論我如何的努力，我的人生位置已經定下來了，永遠是一個歷史反革命的子弟，永遠抬不起頭來！
“四清運動”過後， 緊接著“文化大革命”又起來了，我被那些“造反派”抓到了“天津大學”進行勞動改造，說我是劉(少奇)鄧(小平)反革命路線的“忠實走狗”，開了很多次批鬥大會，要我深刻的檢討、承認和劉少奇鄧小平都是一丘之貉(因為他倆出身也是“黑五類”)，承認我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這就是我努力工作所得到的另外一個“報酬”！
“文化大革命”過去後，我回到單位，在單位的工作成績也是優秀，單位裏讓我搞科研活動，我也是十分的努力，但是在搞科研的過程中，出了一些差錯，馬上就停止我的工作，讓我進行深刻的檢討，檢討了很多次，都不能過關，最後黨委書記告訴我，必須結合你的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深挖自已的思想根源，承認在意識的深處，是對社會主義不滿，對科研活動進行破壞，這樣你才能夠過關……黨委書記給我指出了一條“明路”，這樣檢討才算過了關，停止了我的工作，下放去勞動兩年……。
在這個時候，我才終於明白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永遠是沒有什麼出路的，我消沉下來了……。
後來，由於單位裏面的工作還是需要我，又把我恢復原職進行工作，黨委書記和我談話時說，這是給我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要用努力作出工作成績來，好好表現自已才可以，否則，還要讓我去接受勞動改造……。
1977年，政府宣佈了歸國的華僑可以申請離開中國“探親”的新政策， 我感覺到我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機遇來到了。中國政府宣佈了歸國的華僑可以申請離開中國“探親”的新政策(實際就是允許離開中國)，由於我太太是印尼歸國華僑，我就鼓動他提出申請要求回到印尼探親。在當時我們倆人都是醫生，各方面條件還是很優裕的，許多親朋都勸我們要慎重考慮。我感到這是我人生的一個重大機遇，只是心裏還很害怕：會不會又是一個政治圈套呢？當你提出申請後，如果不能夠出國的話，再搞運動又會挨批挨鬥……但是，當我們看到自己的親朋都順利的申請出國到了香港，所以就下定決心申請出國探親。
當我們提出申請後，我們單位的黨委書記對我說：她(指我太太)可以申請出國，因為他是華僑，而你是歷史反革命的弟子，一輩子也不要想離開中國，只有在中國接受改造……。
我當時心裏想，只要讓我太太能把兩個孩子帶出去就可以了……。可是我仍不死心，請客送禮，走了些“後門”，終於也把我一起批准出國了。我們的黨委書記臨行前找我“談話”時都很驚訝，他說，按照政策規定你是不可以出國，怎麼可以放你出國呢？……
1977年申請到香港定居後，一開始真的是“一窮二白”，白天在建築工地做“小工”，晚上又換上西裝做针灸醫生，生活比在國內緊張多了。
1980年開始學做進出口貿易；1982年在深圳開設了“上梅林玩具廠”；
1984年在湖北孝感又建立了“長江精細化工廠”；
1986年又在武漢青山合資建立“長江農副產品進出口公司”……
生活、工作越來越緊張，壓力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1989年終於檢查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冠狀動脈硬化)，久醫无效，经朋友介绍，到廣州中山纪念堂参加智能氣功輔導員培訓班，由羅平老師組場教功，龐明教授組場講课，經過20多天的培訓，我的身、心煥然一新。正值50歲的我，雖然气功動作考試都未能過關，但我在練功期间，不但心臟明顯好轉，全身舒暢，而且相繼出現了內視骨骼，透視骨骼的功能，在練功場就可以給同学發氣治病；在廣州听龐明教授的報告時，借龐明教授 “場”，給遠在香港的女兒， 成功的“遙治”了她患了十多年的不明原因“眩暈症”，而且是一次成功，(至今近20年從未發作)……作為大学專科畢業的醫学工作者，这些现象使我迷惑，深感其中奧妙無窮，有一股沖动，想要知道：这些倒底是什么呢？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我必須見見龐明教授問個才白。(又是一個“人生的機遇”)
(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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