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宗教的关系与区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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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宗教的关系与区别 (1)
(庞明老師講話摘录整理)
余 洋
气功和宗教表面上看，好象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现在有些人一提气功，就和宗教划等号，认为气功是迷信、是神学。实际上气功和宗教不能划等号。从中国的文明发展史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气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先于宗教的。因为中国的宗教，比如佛教是在汉朝传人中国的，道教也是在汉朝以后建立起来的。而气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了。气功和宗教，在我国两千多年来已经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几乎每一家都有关于气功的精辟论述。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行气玉佩铭》，40多个字，把周天功的练功要点全面而准确地概述了出来，说明当时的气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那个时候，无论是练功，还是练功出现的超常智能，基本上都没有神学迷信色彩，而且对超常智能的机理也作了阐述，几乎达到了朴素的生命科学高度。即使现在看来，一些论述还非常精辟、非常准确。比如说人练功之后可以对外界起作用，那时候它不讲神也不讲鬼，而是讲“纯气之守也”，“太浩之和也”。对练功之后出现的感知功能，它讲这是反复思考之后达到精气之极的表现。
《管子》中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这里的“思”，有儒家的特殊含义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思。
“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这就说明了，在鬼神通之时，脑子里边如果有说话的声音，告诉你什么事情，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自己身体里边精气达到一个极点，是人本身的作用。
所以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多年以前对出现特异功能就有了理论上的阐述。这就是说，气功锻炼可以开发人们的超常智能，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记载。
只是到了汉朝以后，气功与宗教结合，于是在传统气功的朴素唯物的基础上造出了一个“神”，把气功练出的功能给神化了，沿着宗教神学的道路前进了。
宗教之所以有神圣的灵光，其实就是气功给它涂上了一层光环，使它非常耀眼，非常具有迷惑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气功装饰、包装了宗教。宗教的神通，是宗教徒练气功以后出现特异功能的表现。这就是宗教和气功的关系。
宗教和气功的结合，只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特定阶段的特有现象，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在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现在宗教和气功又分开了。
(一)、气功的修炼与宗教徒的修炼有什么区别?界限在哪儿?
对此不能只从形式上看，要从修炼的根本目的来区分。宗教徒的修炼是把希望寄托于来生的彼岸世界的虚幻的自由幸福，而不是现实的幸福。它是以宗教的“出世”教义来指导修炼。而气功的修炼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它的目的是为人活得更好，是把希望寄托于今生的此岸世界，着眼于现实的健康长寿，为社会作贡献，为大众服务。这就是气功修炼和宗教徒修炼的根本不同。
( 二)、宗教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宗教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里主要是指由民间宗教组织发展起来的，以墨家社会政治思想为主旨的，以古代气功（源于原始巫术）实践为基础的早期道教；以满足封建大老们长生不老的欲望为目的，以古神仙家等养生家和道家气功实践为基础的官办道教和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道家）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佛教。被封建君权直接或间接逐出了学术大雅之堂的气功和气功学，又因为社会的需要（上层统治者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需要），穿上了羽衣僧袍，进入了仙佛的圣殿，并在“三清”和“如来”的座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它也对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该指出，宗教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不管统治者的意愿如何，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文化中气功和气功学是其重要基础，道教和中国佛教尤其是这样。
综上所述，在春秋战国以后，并进而离开了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中华古文明发展的主线， 气功只能形成传统气功学而未能继续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而后进入宗教殿堂，或蜕变为“术”而成为下九流，是由气功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所固有的特点，以及它和常规的认知世界的方法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决定的；是由农业文明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决定的。总之，是以上述三者及其综合为内涵的时代的限制所决定的。气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以大大发展了的常规认知模式为基础）高度发达的今天，才有此必要和可能。
总之，历史条件多方面的限制，使得气功和古典气功学不可能向气功科学方向发展，并越来越远离以物质文明的进步为本的文化发展的主航道。以《易》、阴阳五行学说和干支理论为代表的华夏青铜文化，以及先秦百家诸子的学说，已经为气功学的建立奠定了相当完备的理论基础。因此，秦汉以后，气功和气功学就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由于宗教的兴起，气功成为宗教徒修身实践的一部分，气功学也成为宗教神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实用化、“专业”化，即从普遍的认识世界，修身、治学、用世的基础，退回到它的固有的“领地”——人的生命领域。而在这一领域里，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如果我们把气功从文化的高度进行分析就可发现：
对广大劳动者来说，要紧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治病——用最省钱的方法治病、健身；
对于“中户者”（小康）和士大夫阶层而言，除了祛病健身外，还希望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而对于帝王贵族而言，则迷恋于他们现世所享有的荣华富贵，希望他们的这种好日子能历千秋万代而不变，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
第一个要求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医学的目标和内涵。与之相应，气功作为一种医疗方法在中医学里取得了很大发展，而气功的原理（指应用基础部分）亦和来源于气功实践的对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有认识的中医学理论相结合，而形成了气功学的一个实用分支，即医疗气功学，从秦汉到隋唐医疗气功趋于极盛。还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以颐养天年为目标的气功学的实用分支，即气功养生学。顺应自秦皇汉武以来帝王权贵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而产生的气功学的另一个分支——先秦神仙家的神仙方术（乃至原始巫术），后来又进入了道教。应该指出，此三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很难清楚地划分其界限。比如，中医学历来强调“治未病”， “治未病”即健体强身，这也是养生学的基本要求。又如，长生不老的第一步就是长寿，即颐养天年。连天年都未能尽，谈何神仙？因此，我们也学一下孔夫子，叩其两端而取其中，先从气功与养生学说起。
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必然现象。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和鬼神祭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出于人类群居生活（这是古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的需要。尔后的历史上，任何宗教的产生，也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自然界和自身生命运动的神秘感和对自身命运的捉摸不定，二是人们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任何宗教，首先要规定一个宗旨，以适应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宗教总是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腾文化与原始公社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题材，而《圣经》与西方文学、艺术，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宗教渗透到了除科学技术（不包括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以外的人类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以，对气功、气功学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的探讨，也是研究气功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宗教必然和气功有内在的联系
其次，宗教既然是以人的信仰（一种精神的需要）为归依，那么，除规定宗旨外，必定涉及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人与宇宙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并据此提出实现所规定的宗旨的方法和途径。因为中心是人，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必然和气功有内在的联系。这有三层意思：
1、和古代各家学说的创始人一样，对宗教的创始者来说，气功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基本方法，也是他们获得灵感、进行思辨、创立教义的重要途径。比如，如前文所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就是经过了六年以上的瑜伽实践，在菩提树下入定48 昼夜而悟“正智”，创立佛家学说的。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洗礼后，即在“圣灵”引导下进入旷野，默坐禁食40 天，并受到了撒旦的诱惑，接受了考验，才创立了基督教。旷野默坐且禁食40 天，这与中国古气功中的辟谷食气之法颇为相似，而且当耶稣在默坐受撒旦的诱惑时，说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4 章》）当然，“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是一种信仰，但辟谷的实践却是实在的。可见，耶稣在创教时经历了和气功本质上一致的某种实践，并进入了某种气功态，从而获得了超乎常人的智能，然后才创立基督教的。
2、先天的或由练气功而激发起来的超乎常人的智能，是招致信徒、取信于群众的方法。《圣经》和佛经上于此均有很多记载。
3、宗教徒的修持，或多或少总是和气功修养有一定的关系。反过来，任何宗教的气功，又总是和它们的教义密切相关。比如，印度佛教的禅定方法来自印度古代的气功——瑜伽，但又有自己的教义所赋予的特点。至于我国的道教，它和气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这是由道教的宗旨决定的。说到道教，人们往往把它和道家混为一谈，其实不然。二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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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宗教的關係與區別 (1)
(龐明老師講話摘錄整理)
余 洋
氣功和宗教表面上看，好象有著緊密的關係，因而現在有些人一提氣功，就和宗教劃等號，認為氣功是迷信、是神學。實際上氣功和宗教不能劃等號。從中國的文明發展史來看，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氣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是先於宗教的。因為中國的宗教，比如佛教是在漢朝傳人中國的，道教也是在漢朝以後建立起來的。而氣功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相當發達了。氣功和宗教，在我國兩千多年來已經緊密地結合到一起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著述中，幾乎每一家都有關於氣功的精闢論述。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物《行氣玉佩銘》，40多個字，把周天功的練功要點全面而準確地概述了出來，說明當時的氣功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那個時候，無論是練功，還是練功出現的超常智慧，基本上都沒有神學迷信色彩，而且對超常智慧的機理也作了闡述，幾乎達到了樸素的生命科學高度。即使現在看來，一些論述還非常精闢、非常準確。比如說人練功之後可以對外界起作用，那時候它不講神也不講鬼，而是講“純氣之守也”，“太浩之和也”。對練功之後出現的感知功能，它講這是反復思考之後達到精氣之極的表現。
《管子》中說：“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這裏的“思”，有儒家的特殊含義即：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有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樣的精神狀態下的思。
“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這就說明了，在鬼神通之時，腦子裏邊如果有說話的聲音，告訴你什麼事情，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自己身體裏邊精氣達到一個極點，是人本身的作用。
所以我們老祖宗在兩千多年以前對出現特異功能就有了理論上的闡述。這就是說，氣功鍛煉可以開發人們的超常智慧，這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記載。
只是到了漢朝以後，氣功與宗教結合，於是在傳統氣功的樸素唯物的基礎上造出了一個“神”，把氣功練出的功能給神化了，沿著宗教神學的道路前進了。
宗教之所以有神聖的靈光，其實就是氣功給它塗上了一層光環，使它非常耀眼，非常具有迷惑性。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氣功裝飾、包裝了宗教。宗教的神通，是宗教徒練氣功以後出現特異功能的表現。這就是宗教和氣功的關係。
宗教和氣功的結合，只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特定階段的特有現象，說得更確切一點，是在封建社會的特有現象。現在宗教和氣功又分開了。
(一)、氣功的修煉與宗教徒的修煉有什麼區別?界限在哪兒?
對此不能只從形式上看，要從修煉的根本目的來區分。宗教徒的修煉是把希望寄託于來生的彼岸世界的虛幻的自由幸福，而不是現實的幸福。它是以宗教的“出世”教義來指導修煉。而氣功的修煉是以人為主要物件的，它的目的是為人活得更好，是把希望寄託於今生的此岸世界，著眼于現實的健康長壽，為社會作貢獻，為大眾服務。這就是氣功修煉和宗教徒修煉的根本不同。
( 二)、宗教的興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宗教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這裏主要是指由民間宗教組織發展起來的，以墨家社會政治思想為主旨的，以古代氣功（源於原始巫術）實踐為基礎的早期道教；以滿足封建大老們長生不老的欲望為目的，以古神仙家等養生家和道家氣功實踐為基礎的官辦道教和印度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主要是道家）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佛教。被封建君權直接或間接逐出了學術大雅之堂的氣功和氣功學，又因為社會的需要（上層統治者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的需要），穿上了羽衣僧袍，進入了仙佛的聖殿，並在“三清”和“如來”的座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它也對宗教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應該指出，宗教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歷史的必然。不管統治者的意願如何，宗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宗教文化中氣功和氣功學是其重要基礎，道教和中國佛教尤其是這樣。
綜上所述，在春秋戰國以後，並進而離開了以物質文明為基礎的中華古文明發展的主線， 氣功只能形成傳統氣功學而未能繼續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而後進入宗教殿堂，或蛻變為“術”而成為下九流，是由氣功作為認識世界的方法所固有的特點，以及它和常規的認知世界的方法的對立而又互補的關係決定的；是由農業文明的特點和進程決定的；是由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的必然（包括物質生產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決定的。總之，是以上述三者及其綜合為內涵的時代的限制所決定的。氣功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只有在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以大大發展了的常規認知模式為基礎）高度發達的今天，才有此必要和可能。
總之，歷史條件多方面的限制，使得氣功和古典氣功學不可能向氣功科學方向發展，並越來越遠離以物質文明的進步為本的文化發展的主航道。以《易》、陰陽五行學說和干支理論為代表的華夏青銅文化，以及先秦百家諸子的學說，已經為氣功學的建立奠定了相當完備的理論基礎。因此，秦漢以後，氣功和氣功學就向兩個方面發展，一是由於宗教的興起，氣功成為宗教徒修身實踐的一部分，氣功學也成為宗教神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實用化、“專業”化，即從普遍的認識世界，修身、治學、用世的基礎，退回到它的固有的“領地”——人的生命領域。而在這一領域裏，由於不同的社會集團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如果我們把氣功從文化的高度進行分析就可發現：
對廣大勞動者來說，要緊的是一個健康的身體，是治病——用最省錢的方法治病、健身；
對於“中戶者”（小康）和士大夫階層而言，除了祛病健身外，還希望健康長壽，頤養天年；
而對於帝王貴族而言，則迷戀于他們現世所享有的榮華富貴，希望他們的這種好日子能曆千秋萬代而不變，追求長生不老，羽化登仙。
第一個要求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醫學的目標和內涵。與之相應，氣功作為一種醫療方法在中醫學裏取得了很大發展，而氣功的原理（指應用基礎部分）亦和來源於氣功實踐的對人的生命運動規律有認識的中醫學理論相結合，而形成了氣功學的一個實用分支，即醫療氣功學，從秦漢到隋唐醫療氣功趨於極盛。還有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以頤養天年為目標的氣功學的實用分支，即氣功養生學。順應自秦皇漢武以來帝王權貴們對長生不老的追求而產生的氣功學的另一個分支——先秦神仙家的神仙方術（乃至原始巫術），後來又進入了道教。應該指出，此三者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很難清楚地劃分其界限。比如，中醫學歷來強調“治未病”， “治未病”即健體強身，這也是養生學的基本要求。又如，長生不老的第一步就是長壽，即頤養天年。連天年都未能盡，談何神仙？因此，我們也學一下孔夫子，叩其兩端而取其中，先從氣功與養生學說起。
宗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種必然現象。原始時代的圖騰崇拜和鬼神祭祀，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對自然現象的無知，另一方面也出於人類群居生活（這是古人類得以生存、繁衍的必要條件）的需要。爾後的歷史上，任何宗教的產生，也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對自然界和自身生命運動的神秘感和對自身命運的捉摸不定，二是人們的心理需要和社會需要。因此，任何宗教，首先要規定一個宗旨，以適應當時人們的心理需要和當時的社會需要。所以，宗教總是和人們的精神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因而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圖騰文化與原始公社的原始宗教信仰的關係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題材，而《聖經》與西方文學、藝術，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的關係，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說，宗教滲透到了除科學技術（不包括從事科學技術的人）以外的人類文化的幾乎所有領域。所以，對氣功、氣功學和宗教文化的關係的探討，也是研究氣功與人類文明的歷史關係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宗教必然和氣功有內在的聯繫
其次，宗教既然是以人的信仰（一種精神的需要）為歸依，那麼，除規定宗旨外，必定涉及以人的生命為中心的人與宇宙的關係和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認識，並據此提出實現所規定的宗旨的方法和途徑。因為中心是人，是人和社會、人和自然的關係，所以必然和氣功有內在的聯繫。這有三層意思：
1、和古代各家學說的創始人一樣，對宗教的創始者來說，氣功是他們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們獲得靈感、進行思辨、創立教義的重要途徑。比如，如前文所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創始人悉達多•喬答摩，就是經過了六年以上的瑜伽實踐，在菩提樹下入定48 晝夜而悟“正智”，創立佛家學說的。據《新約•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在約旦河受約翰洗禮後，即在“聖靈”引導下進入曠野，默坐禁食40 天，並受到了撒旦的誘惑，接受了考驗，才創立了基督教。曠野默坐且禁食40 天，這與中國古氣功中的辟穀食氣之法頗為相似，而且當耶穌在默坐受撒旦的誘惑時，說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說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第4 章》）當然，“神口裏說出的一切話”是一種信仰，但辟穀的實踐卻是實在的。可見，耶穌在創教時經歷了和氣功本質上一致的某種實踐，並進入了某種氣功態，從而獲得了超乎常人的智慧，然後才創立基督教的。
2、先天的或由練氣功而激發起來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是招致信徒、取信于群眾的方法。《聖經》和佛經上於此均有很多記載。
3、宗教徒的修持，或多或少總是和氣功修養有一定的關係。反過來，任何宗教的氣功，又總是和它們的教義密切相關。比如，印度佛教的禪定方法來自印度古代的氣功——瑜伽，但又有自己的教義所賦予的特點。至於我國的道教，它和氣功的關係就更加密切，這是由道教的宗旨決定的。說到道教，人們往往把它和道家混為一談，其實不然。二者有聯繫，但不是一回事。這裏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
(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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